曾军:西方后现代思潮中国接受四十年:历程及其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20-10-31 08:49:44

进入专题: 后现代主义  

曾军  

   摘 要:从1980年至今,后现代思潮的中国接受以“准同步”的方式已持续了40年。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最初渠道来源于美国,以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诗学”和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为代表的“美式后现代”成为中国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第一印象。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利奥塔等“法国理论”为代表的“法式后现代”成为对当代中国文论影响最大的“后学”思潮。后现代话语还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在引发当代文学批评中“后学”话语狂欢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中国学者的文化身份自觉,体现出“中式后现代”的辩证法。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中国接受 美式后现代 法式后现代 中式后现代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研究”(18VXK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16ZDA194)阶段性成果;

  

   一、佛克马论断:中国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准同步”接受现象

   1984年,荷兰的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在其《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节“后现代主义的不可能性”(postmodernist impossibilities)中提出了一个堪称“佛克马论断”的重要观点:“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接受是不可想象的”(a favourable reception of postmodernism in China is inconceivable)。1这一论断也多次出现在中国学者的后现代主义著述中。2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并非佛克马出于对中国的无知做出的论断。佛克马曾是新中国初期亲赴北京的荷兰外交官和荷兰第一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因此他是以一位“中国通”而非简单站在“中国之外”的西方学者来讲这番话的。3正是基于对中西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思想文化差异的了解,佛克马明确提出“后现代主义”并非“全球性”的,而是“地方性”的——它只出现在“西方世界,包括部分的拉美地区”,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即相对富裕的生活条件下生活方式的多种选择可能性。4当然,佛克马做出这个论断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与佛克马所接触的新中国初期和“文革”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这一论断也包含着佛克马带着过去的刻板印象来想象当时的中国现实及其未来的可能性。中国自身的内在张力增加了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引发各种问题的复杂性。

   事实也是如此,从“后现代”一词正式出现在中国学术期刊的1980年开始算起,以“后现代”为书名的中文著作(含译著)已超过1000部,以“后现代”为题的论文发表也已超过15000篇。如果再加上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艺术的个案研究,中国文论中的后现代研究已经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当然更重要的,是各种“后”学话语进入到了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对我们的文学观念、批评策略以及理论思维本身,都带来巨大影响。那么,这一中国文论的“后现代奇观”是否证伪了“佛克马论断”?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引入过程中,中国文论研究者的学术主体性是如何体现并形成中国化后现代议题的?我们如何评估后现代主义中国接受所带来的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影响?

   与对20世纪后现代主义之前的所有文论美学思潮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时,这一思潮还处于正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因此,从影响者与接受者的关系角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与处于后现代主义时期的西方可以被视为在“同时期”。但是这一“同时期”是否就一定能够成为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则需要进一步的辨析,5而这也正是本文所预设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的内在张力所在。

   尽管“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来源于1934年西班牙作家奥尼斯的《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来追求的“后现代主义”也是始于建筑艺术领域,但是真正使“后现代主义”成为席卷欧美世界的艺术创作和文化理论思潮要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现的大批先锋前卫艺术思潮开始算起。按史蒂文·康纳(Steven Connor)在《后现代主义》一书的描述,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先后经历了从“积累”(accumulation)到“综合”(synthesis)、“自主”(autonomy)和“耗散”(dissipation)四个阶段。其中“综合”阶段以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作为起点;“自主”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而“耗散”则从作者写作此书的21世纪之初开始。以此为坐标,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始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第一阶段的末期。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发表于他来中国讲学的前一年(1984年7—8月号的《新左派评论》)。可以说,中国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第二阶段的接受几乎同步。不过,第一阶段的接受还只是浮光掠影,只是从“文艺思潮”(文学创作和建筑艺术)的角度来接受,并没有真正展开对后现代“文论思潮”的正面接受。从詹明信北京大学和深圳大学的系列讲演之后,6中国学者将接受的重心转向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尤其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第一阶段相关理论的接受。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应用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分析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并逐渐形成“中国问题”意识的自觉。“当代中国”成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文论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重要立场,并影响到此后对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译介、批评和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虽然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思潮的译介与研究仍未停止,但是中国文论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总体性的艺术创作和理论思潮的热潮逐渐消退。因此,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也大体经历了几乎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准同步”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0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是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起步阶段;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是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接受达到目前为止的顶峰阶段;第四个阶段(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至今),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接受开始降温,显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也正在进入史蒂文·康纳所说的“耗散”阶段。下图是从中国知网检索得到的以“后现代”为题名在中文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趋势图,可知中国发表以“后现代”为题的论文高峰时期出现在2008年,随后开始下降。

  

   二、美式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中国接受的第一印象

   “后现代”一词从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就被中国学者接受了。尽管有学者考证,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里就已经包含了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关的思想家和艺术家,“deconstructionism”译为“解构主义”也是钱锺书的功劳,7但是“后现代”登陆中国的时间还得从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思潮和建筑艺术思潮的“后现代派”(或“后现代主义”)被正式引入开始算起。时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是将“后现代”作为文学创作思潮正式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他的《所谓“后现代派”小说》(《读书》1980年第12期)、《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小说“后现代主义”及其他》(《读书》1983年第10期)以及《“后现代主义”小说》(《世界文学》1987年第2期)集中介绍了他所了解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思潮的情况;袁可嘉第一篇介绍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11期)也是他在赴美讲学的1980—1982年期间所写。他介绍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是以美国文学批评家伊哈布·哈桑发表于1971年的《后现代主义》一文为主,兼及英国小说家和理论家戴维·洛奇发表于1981年的《运用结构主义》(Working with Structuralism)。可见,中国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思潮的最初理解受到了美国后现代文学的巨大影响。

   从建筑学方面译介后现代主义比较早的是吴焕加的《西方建筑艺术潮流的转变与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1982年第1期)、《论建筑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世界建筑》1983年第2期)等。他所介绍的后现代建筑理论是第一个将后现代主义引入建筑设计的美国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出版于1977年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语言》以及美国建筑家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在1966年出版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和1972年出版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两书,并将后者称为“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最重要的文献”。尽管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建筑学领域更看重詹克斯的理论,将他的书分章节翻译连载发表,而文丘里的书正式翻译出版已是1991年,但是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终究还是没有在中国扎根。中国学者很快就意识到,“詹氏后现代建筑与解构建筑的错位”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说,“詹式后现代建筑是建立在现代主义性质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基础上,带有非理性色彩,掺杂着强烈怀旧情调的杂烩式的‘通俗主义’建筑,它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基础是商业化、通俗化的群体文化一级”,8它并非西方后现代建筑的主流,至多只是其中的一条支流。

   由此可见,中国最早接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无论是从文学还是建筑两个领域来看,其实主要是“美式后现代”。这种“美式后现代”带给我们对于后现代艺术的想象就是以伊哈布·哈桑的“反讽”“抽象性”“反文化”“支离破碎的结构”、戴维·洛奇的“矛盾”“排列”“不连贯性”“随意性”“比喻的极度引伸”“虚构与事实的结合”、9詹克斯的“现代建筑之死亡”以及文丘里对后现代建筑风格的“凌乱、暧昧、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强调。10

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在相当长时间里深刻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认知,这也成为“美式后现代”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詹明信应邀到北京大学授课,其讲演录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出版引发中国学者关注,这一学术事件被乐黛云认为可与“1921年思想家罗素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录的出版”相比。11讲演录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介绍与詹明信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几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或演讲密切相关,它们是1982年的《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1984年的《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1984年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以及詹明信同时期在深圳大学举办的比较文学讲习班的系列演讲等,部分内容也来自詹明信更早时期的著作,如《拉康的想象界与符号界》原载于《耶鲁法国研究》1978年春季号。詹明信为中国学者确立了三个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极为重要的观念:(1)“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定义,艺术风格仅仅是组成部分之一。他在此处所讲的“文化”有多重含义,即在“耕耘”“农作”之外还包含三层含义:浪漫主义时代的“个性的形成,个人的培养”;与自然相对而言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化了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作为“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的“日常生活中的吟诗、绘画、看戏、看电影之类”。很显然,詹明信的“文化”定义与雷蒙·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所做的“文化”定义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更关注的是第三种文化。他强调“这些风格不一定只是描写文学作品中的风格,而应该将这些名称看成是某一阶段的文化风格,代表某一阶段的文化逻辑。”12(2)“后现代主义”还是一种文化分期的概念,即相对于资本主义已经经历过了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之后的第三个阶段“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特征。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显著特征被詹明信概括为“文化的扩张”,即“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是无所不包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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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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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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