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从蚂蚁上市看金融的普惠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3 次 更新时间:2020-11-01 23: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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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蚁上市是最近关注度最高的新闻之一,这不仅因为国内外众多股民都希望自己打新股成功,而且因为市值会超2万亿人民币,上市融资量也会破历史记录。一个开业才16年的公司,市值和业务量都已经是天文数字,这再次显示互联网的确改变了世界。

   当然,在新闻的背后,我们可能都会问:为什么蚂蚁集团市值这么高?其业务的社会价值是什么?如果说今天因为蚂蚁给7亿草根大众和3千万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使其市值几万亿,那么,为何以前这些需求一直存在,甚至更多,但却没有传统国有银行、城商行或其它金融机构去满足这些需求呢?在看到蚂蚁成为全球羡慕的互联网金融故事之时,我们应该再次思考如何理解金融的问题,尤其是金融的普惠性本质。

   过去一谈到金融,会习惯性地将金融跟大基建、大制造、大水利等连在一起,也就是将金融跟生产投资和基建融资画等号,忽视亿万草根生活里的金融需要,尤其轻视消费金融,看淡数千万小微企业主保饭碗的金融需求,所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是超大型的,以跟各种大项目投资与融资相对应。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蚂蚁集团所做的就是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便利,专为这些历来被忽视的金融弱势群体服务,虽然花呗、借呗、网商银行等的总体金额才几千亿元,只相当于几个大型基建项目的投资额,每次借给草根客户的金额才几千甚至几百元,但由于借期短、周转频率快,这几千亿却可以服务几亿个人和家庭,甚至可以给他们一年服务多次;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也这样,金额小、频率高,但服务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数量巨大,惠及到的就业人数和家庭总数都很巨大。

   原来以为,像这样的“小生意”普惠金融怎么可能赚钱呢?——蚂蚁上市所带出的估值,打破了过去的成见:虽然蚂蚁的资产规模只是那些专注大项目的超大银行的零头或者几十分之一,但注重小微金融、服务草根的蚂蚁,估值照样可以很高,甚至是后者市值的两倍。同时,也打破了民营金融靠不住、做不大的成见。

  

   雪中送炭是金融的初衷之一

   以往,关于民营金融和草根借贷的讨论,多出于对“高利贷”的担心和对极少数恶劣个案的提防,就选择禁止民营金融,或者制约民营金融并设置违背市场规律的利率上限,而忘记:设置那些禁止性或限制性政策会大大降低金融的可得性,尤其让普通老百姓和小微企业主得不到金融支持,造成极高的社会代价。

   金融之所以在本质上是普惠的,就是因为对于千千万万家庭和小微企业主来说,平时收入低,勉强能过;但一有短暂失业、出现收入中断,或者发生突如其来的大额开支,他们就需要临时性“过桥”贷款,度过难关,否则,会面对生存危机。

   今年经历的新冠病毒冲击就是典型例子。今年27岁的小赵,在武汉某社区里开理发店已经3年,理发师就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店铺不大,但靠手艺吃饭,也有些固定客户。从1月到4月武汉封城期间,小店不能营业,没有收入,可是,店铺虽小,却也“五脏俱全”:房租、水电、员工工资、进货等,开支加起来也不小;在停工近3个月里,小赵亏损好几万。由于他以前建立的客户信任不错,封城期间不少打电话询问他何时再开张,所以,一旦疫情过去,店子收入不会成问题;问题是封城期间的亏损如何应对?这些“过桥”资金从哪里来?幸亏小赵是支付宝网商银行客户,不需要抵押,就能快速得到贷款,包括在疫情期间享受一个月的免息;这些“过桥”支持让他的店子活下来,在4月8号武汉解封后继续经营。

   小王在武汉开一家湖南餐馆,叫湘香阁音乐餐厅,过去四年经营得很好。餐厅月租2万,还有自己1万的车贷房贷月供,平时当生意出现资金周转波动时,就通过支付宝网商银行的短期贷款去平滑。疫情封城对她的冲击很大,曾面临关门压力;由于她在网商银行10万元的贷款额度,使湘香阁能“过桥”活下来。4月8号后重新开业,一家人的收入和其他员工的工作得到恢复。

   蚂蚁集团的数据显示,在武汉疫情回暖的关键期,80%小店面临资金缺口,但缺口量不大,96%商家的资金需求在100万以下,有些小店甚至得到几千元的“过桥”贷款就能度过难关活下来。试想,如果蚂蚁网贷业务像以前一样作为民间金融被禁止,普通人就业谋生所依赖的小店,靠什么手段逃过疫情一劫呢?鼓励民营金融、放开民间金融所解决的问题以及所帮助的人数,比限制性政策所解决的问题要多好多。

  

   历史经验与教训

   在今年的疫情危机中,广泛的小额贷款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经验总结不是这次疫情特有的,而是普遍规律,也是我们制定政策、思考金融的普惠价值时不能忽视的。19世纪爱尔兰大饥荒的经历可以佐证这一点。到19世纪,爱尔兰还比较贫困,经济高度依赖农业,在他们的食物结构中,美洲作物——马铃薯——占三分之一,也是近40%爱尔兰人的唯一口粮。之所以从中产阶级到衣衫褴褛的农民,都以马铃薯为主,是因为同样获取1卡路里的热量,马铃薯的价格只是其它谷类作物的三分之一。也正由于马铃薯这么便宜,以至于虽然爱尔兰人很穷,但人口在1750-1845年间照样年均增长1.3%,高于同期西欧其它国家,英国与芬兰增长率1%,法国只有0.4%。

   当然,食谱如此单调,也蕴含极大风险,与“多样化分散风险”的原则背道而驰:一旦马铃薯歉收,个体就难有替代性食物。1845年开始的疫病造成马铃薯广泛减产,给爱尔兰带来极大灾难。当时,农人对马铃薯晚疫菌(P.infestans)造成的晚疫病束手无策:真菌的孢子随风飘扬至薯株叶片,随后深入植株内部;等植株本身呈现症状时,就会快速枯萎,收成无可挽回。晚疫病凭借每天约80公里的速度,很快传遍爱尔兰全境:1845年,马铃薯因此减产30-40%;1846年,灾情最为惨重,减产幅度达75%。这直接导致爱尔兰大饥荒,其中1847年最惨,被历史学者称为“黑暗的47年”。直到1851年,“恶魔”才逐渐销声匿迹,马铃薯产量恢复到灾前水平。大饥荒导致爱尔兰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其中一半源于死亡,另一半则由于往外逃荒。

   在那次灾害期间,家庭和亲缘固然起到一定的扶助作用,但由于左邻右舍都种植马铃薯,族亲力不从心,他们自己也需要别人救济。在跨区域市场方面,尽管爱尔兰的黑麦、燕麦等大宗粮食平常与附近其它粮食市场整合密切,但据历史学家哦格拉达(Cormac O'Grada)介绍:一旦发生灾情,那里的粮商就“对风险厌恶过度”,加上到处大骂“发国难财”的道德指责,进口粮食难卖好价,贩粮积极性受压,难有大量外地粮食及时运抵灾区。那时期,教会及国家的救济也很有限,对付不了大灾之急。以当时爱尔兰政府的主要赈济手段——“以工代赈”的工坊为例,大部分工坊都面临资金缺口,而工人连满足基础营养的工钱都拿不到,相当部分人死于频发的传染病。

   在灾荒面前,遍布爱尔兰的小额贷款机构起到“解燃眉之急”的作用。1840年代,爱尔兰有300多家此类金融机构在各地开展业务:它们每年放出近50万笔贷款,覆盖30万名客户。也就是,按当时的爱尔兰人口算,从此类机构借贷的家庭占当时爱尔兰总家庭数约五分之一。就像蚂蚁的花呗、借呗和网商银行一样,这些爱尔兰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小、借期短,因此,许多低收入农人依靠借款,购买种子及牲畜。

   古德思彼(Tyler Beck Goodspeed)给出如下实例:按时人记述,购入一头猪崽只需20先令,出售成猪的价格则是45先令;因此,即使手上完全没有资产做抵押,农民也可先向小额金融机构借款40先令,其中20先令购置幼猪,剩余的资金足够购买种子、饲料、满足日常开销与还款需求。一般的借款周期为20周,期间农民需要每周偿还本金的二十分之一。算计下来,即使在还清债务后,每养一头猪足以养活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当然,一家可以养多头猪。这些小额金融机构通过发放贷款,可为出资人带来5%的年回报。灾荒来临之时,农民被迫改种其它作物,也可转向养猪畜牧,但前提是有资本支持;在粮食无着的情况下,能否获得及时贷款援助以购粮度荒、筹资生产,攸关农人性命。这是金融救急救荒的方式之一,也是金融普惠性的具体表现。

   金融机构的舒缓幅度有多大?为估计这一点,古德思彼收集了大量历史数据,详尽分析发现借贷机构确实发挥了救援灾民、恢复生产的作用:第一,相比没有小额贷款机构的地区,有贷款机构经营的地区在1841-1851年间人口减幅要低40%,而之所以有这一效应,一方面是因为贷款使灾民免受饥馑,度过难关,另一方面,贷款使灾民没有必要逃荒他乡。第二,灾荒后,可以获得金融借贷的地区比无贷款机构的地区,在禽畜保有量上显著更高,其中,在家禽一项,有金融供给的地区要高出40%-60%,每家养猪数高一倍多。第三,广泛存在的金融机构便利农民改变以马铃薯为主的生产方式。古德思彼还发现,1845-1846年灾荒肆虐期间,有金融借贷的地区能更快调整粮食种植结构,它们种植马铃薯以外作物的耕地面积,平均比无金融支持的地区高5-8%;至1851年,这一差距更加显著,达到28-39%!实际上,1845-1850年间,当地贷款机构的放贷总额每增加1%,马铃薯以外作物的种植面积相应增加约3%。也就是说,金融市场不仅帮助更多人在大灾中幸存,还增强他们在灾荒之后面对未来风险的韧性——多样化经营需要资本。然而,如果不是这些小额金融机构的支持,大部分爱尔兰农民都掏不出购置猪崽所需的20先令。在当时得不到金融支持的地区,人食人现象也更严重,逃荒移民他乡的人数占比也更高。

   从爱尔兰大饥荒历史中了解到的另一现象是,1845-1846年间,借贷机构倒闭的概率比平时高出24%;尤其是那些低利率放贷的金融机构,倒闭的比例显著更高。这说明为了让金融机构存活下来,在关键时候发挥救灾救急的作用,应该给它们足够空间按市场供需规律决定放贷利率;如果违背市场规律强行设定极低的利率上限,最终使金融机构得不到该有的风险溢价补偿,让它们面对更大的关门倒闭压力,在关键的时候不能发力,牺牲金融的普惠性。

  

   草根金融让社会更稳定

   古德思彼的研究也发现,相比没有小额贷款机构的地区,可获得金融支持的地区在大饥荒期间所经历的暴力犯罪更少,社会更和谐稳定。胡金焱等三位学者研究了1470-1900年间中国的经历,看明清时期各省的金融发达程度是否影响当地居民应对灾害的能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在近代金融业发展之前,典当行是旧社会老百姓最重要的融资手段,发挥了类似爱尔兰小额贷款、今天网贷公司的作用:通过提供抵押,农民、手工业者或小微企业主可获取“过桥”借款,以度过青黄不接或本金不足的困难时期。所以,胡金焱他们以各省典当行数量度量本地的金融供给度,此外,还收集了期间各省逐年的旱涝程度与农民起义次数的数据。如果小额金融确实帮助纾解负面冲击,那么,在典当行数量多的地区,农民起义跟旱涝灾害之间的关系应当更加微弱:既然农民可以通过典当借贷度过灾害难关,他们就不必冒着身殁的风险发动起义。

这三位学者的分析验证了这一假说:在控制并排除当地人口密度、城镇化率、进士数量、农业适种程度及美洲作物比例等社会与地理因素后,旱灾的出现确实增加当地农民起义的频率;但是,若当地存在较多的典当行,则旱灾期间农民“揭竿而起”频率的增幅会显著更小,证实了金融提升抗灾能力的效果。为什么金融可以起到如此作用?当旱灾来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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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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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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